马克思的社会转型思想
摘要：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这一转型进行了不同的分析，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的改良主义构成了当时的主要思潮。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撰写博士论文及主编《莱茵报》时期，他以理性的自我意识为基础批判德国封建的专制制度。1844年之后，马克思通过整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描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形成了以异化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为基础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批判性话语。相比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的改良主义，马克思提出了面向未来的重建这一思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思考，为我们理解当下的社会发展和变迁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 社会转型 异化逻辑 生产逻辑 资本逻辑
作者仰海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P4—P22
责任编辑：赵培杰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以散文诗一般的笔调描述资本带来的社会转型：“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是一次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社会意识的全面的社会转型，资本推动着西方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改变着社会结构、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
对于社会转型，学术界一般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将之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并从描述性视角出发来讨论引发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在过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或者全盘接受这一社会转型及其后果，或者对之进行感伤性批判。马克思的社会转型思想不是简单的社会学描述，也不是回到传统的浪漫主义。经过从理性批判、异化逻辑批判、生产逻辑的建构到资本逻辑批判等思想发展阶段，马克思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批判性社会转型思想。资本支配的时代，是一个不断地打破现有结构、又不断地重新建构自身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有着内在矛盾与冲突的结构化进程。对这一时代的分析与反思，探索这一时代的出路，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主题。在今天这样一个发生历史巨变的时代，探讨马克思的社会转型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社会，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在《孤独的人群》中，里斯曼曾把资本主义社会自产生以来到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过程区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第一次革命在过去的400年里荡涤了统治人类大部分历史的以家庭或家族为核心的传统生活。这次革命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以及17、18、19世纪的政治革命等。这次革命仍在进行中……”他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兴起的消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第一次革命的兴盛时期。
对于这样一次革命性的社会转型，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有着不同的论述。在撰写博士论文及随后主编《莱茵报》时期，由于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马克思以自我意识为基础，批评书报检查令的非理性特征，并由此批判普鲁士专制国家。这一论述抓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在人的思想观念上的重要表现，即理性，并以理性的自我意识作为评论一切的基础。经过主编《莱茵报》时期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争论，马克思从德国转向巴黎，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开始从理论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中理解劳动价值论的产生过程及其社会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确立了讨论社会变迁的两个重要理念：第一，从社会变迁中去理解思想与观念的变迁。在第Ⅲ手稿一开始的“私有财产和劳动”部分，马克思讨论了从重商主义、经重农学派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形成过程。这个讨论表明，马克思开始理解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存在状态及其内在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家对于这一转变的态度。比如在讨论到重农学派时，马克思指出：“在重农学派看来，劳动首先只是地产的主体本质（重农学派是以那种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并得到公认的财产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只有地产才成为外化的人。他们既然把生产（农业）宣布为地产的本质，也就消除了地产的封建性质；但是，就他们宣布农业是惟一的生产来说，他们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度，并且承认封建制度。”当斯密将劳动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时，他就扬弃了财富的外在规定性，确认了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并站在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社会的变迁总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产生反应，而这些不同的反应则表明了思想者对于社会变迁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不同形式的讨论，展现的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时人们的不同思想观念以及社会改造方案。第二，工业劳动是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的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马克思将现实的工业劳动看作是异化劳动，但这一劳动却是当下社会的基础，它推动着整个世界历史的生成，推动着自然界的人化，因此，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建立在工业劳动的基础上，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逻辑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讨论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成为马克思理解社会历史的理论构架。聚焦于社会转型问题，马克思的讨论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从物质生产特别是分工出发来对比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过程的历史性描述；三是社会转型中的思想观念。
把分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这是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开篇就讨论的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生产逻辑的讨论深受斯密的影响，分工同样构成了他讨论生产方式的切入点。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以自然工具为基础，由于分工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人与生产工具的组合，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八个方面：
这八个方面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为参照系，较为完整地概括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差异，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依赖性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更为简洁地描述了两种社会形态的差异。这是一种根本的社会转型，是社会存在的根本变迁，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根本变化，特别是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存在状态。
以分工为基础，马克思描述了西方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个过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环节：第一，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离，以及这一分离的最高表现，即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这一分离也表现为从野蛮向文明、从部落向国家、从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转变，城市体现了资本、人口和生产资料等的集中，出现了公共机构，乡村则成为城市的附属，表现出一种隔绝和分散的状态。这一分离可以看作资本与地产的最初分离。
第二，中世纪城市发展、城市联盟的形成以及行会主导的物质生产过程。随着城市的发展，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手工业者也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城市形成了以行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形式，产生了保护城市利益组织的军事力量等。在城市内部，行会中的师傅对学徒、帮工的绝对权力，以及他们对自然形成的资本如住房、劳动工具等的控制，使得这种宗法制的关系较为稳固，虽然帮工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雇主，但这种反抗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城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商人资本开始产生，这一方面加强了城市间的联盟，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新的劳动工具在城市间的移动，促进了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从中世纪城市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流浪期，也是资本主义的发轫期。商业的发展推动着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西方社会经过了从13世纪开始持续到15、16世纪的流浪期。在这一阶段，封建的关系开始解体，如封建的侍从关系开始松散，农村的土地有的开始变为牧场，城市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则进一步吸收了传统社会中释放出来的人口。在工场手工业内部，师傅与学徒的关系开始从过去的宗法关系转向金钱关系。新航路的开辟，进一步推动了商业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小资金的手工业主在遇到工场手工业时处于劣势，受到新资本的挤压。这个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第四，自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的商业引领时期，也是工商业开始集中于英国，英国引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1651年航海条例的颁布和殖民地建设，使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上都占有巨大优势，通过对国内市场进行关税保护和鼓励自由贸易，对外实行垄断和拓展殖民地，形成了世界市场。在生产方式上，分工进一步细化，机器开始被较为广泛地用于工业生产，并在工业生产和贸易集中的地方形成了大城市。在这一时期，农村的小农生产方式日益成为工业化生产的障碍，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打破了地方性的局限，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民族的独特性开始消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传统的宗教、意识形态等日益受到冲击。
马克思的这一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从中世纪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是从生产方式到交往形式、从社会整体结构到思想观念的根本变化。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机器化大生产开始主导着社会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主要层面已经展开。传统社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以资本为内核的现代社会，其转型的过程表现为不断的自我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从而使得现代社会处于永恒的流动性之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种流动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马克思对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所进行的深刻描述与讨论，展现了一幅历史的画卷，揭示了西方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马克思并不停留于对社会发展的描述上，他要做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进行批判式的考察，从而展现未来社会发展的图景。因此，对正在转型、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环节。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马克思一方面剖析其转型的动力与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对之持一种辩证的批判态度。由于历史性的坐标不同，这种批判也就展现出不同的理论维度。这种不同的维度首先体现了所面对的社会形态本身的差异，其次体现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理论基础的差异。
就第一个维度来说，马克思的哲学一开始体现为以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为参照，批判还未实现社会转型的德国社会，这是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主题。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构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博士论文中关于自由的自我意识的讨论；一是以自由的自我意识批判当时的德国社会。前一个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理性意识形态的认同，后一个问题则以理性面对现实，批判德国的封建君主专制。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写作一方面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鲍威尔等人的影响，他们对古希腊哲学有着共同的兴趣，认为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古罗马的思想，而且包含着现代思想的萌芽；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他所处的情境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相似，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古希腊哲学及其发展可以有助于反思同时代的哲学，从而找到未来之路。在具体的探讨中，当时的学者喜欢上溯到古希腊的各种学派，在物理学上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上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马克思选择伊壁鸠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伊壁鸠鲁学派体现了古希腊哲学的主观形式，是当时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另一方面，在具体内容上，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与自然哲学是相通的，自我意识不仅体现了古希腊哲学的主观形式，更是伊壁鸠鲁将伦理学与自然哲学整合在一起的基点。从当时的研究旨趣来说，对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思想进行研究，实际上可以实现对青年黑格尔派所弘扬的自我意识的进一步阐释。在具体论述中，马克思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在自然哲学上，通过比较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指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强调了事物在自身中打破定在状态的束缚，打破了一种盲目的必然性，这既是原子的运动状态，也是事物自由与独立的表征。二是当原子脱离直线进行偏斜运动时，在打破定在的过程中，也意味着对定在的否定，“在抽象的个别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总体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被摆脱了的定在，就合乎逻辑地是全部的定在，因此众神也避开世界，对世界漠不关心，并且居住在世界之外”。这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就是回到内心的宁静，这种宁静才是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自由的自我意志，强调其打破必然性的束缚的独立性，这实际上是从哲学上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精神，这种精神是封建专制社会无法拥有的，但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在主编《莱茵报》时期，理性、自由、独立的自我意识成为马克思批判德国现实的基点。相比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当时处于城邦林立、封建割据的状态，但在思想上，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化，启蒙所展现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从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批判德国现实，体现了对启蒙理性的认同。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奥格斯堡的〈总汇报〉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论文中，马克思的批判可以概括为如下方向：
第一，以自由的理性作为评判国家一切行为的标准。在谈到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时，马克思就指出，精神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面对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而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则相反，禁止的正是这样的理性与自由，以检查官的任性取代理性的思考，以政府的强制取代个人的自由，这恰恰违背了理性的原则。在谈到林木盗窃案和摩塞尔地区的贫困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国家本应按照理性的原则来行事，但在普鲁士，国家理性却被私人利益所污染，国家及行政当局成为维护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普鲁士的等级会议，从根本上来说就没有超越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私人利益才是等级制度的构建者。
第二，自由的理性构成人的本质。在林木盗窃案中，马克思指出特权者制订的法是一种不自由、不平等的法，这种法正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在这里自由的联系被割裂、被拆解，而人总是把构成其真正本质的东西当作最高的本质。什么是人的本质？“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这一思考贯穿于其理论的建构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将自由看作人的类本质的重要规定，在《共产党宣言》及后来的著作中，他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看作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
第三，哲学是服务于自由的活动。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这一精神就体现为理性与自由，追求理性与自由成为马克思当时的思想指向，也是他评判一切思想活动的基础。比如在讨论到以胡果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时，马克思就指出，胡果看起来继承了启蒙的成果，但他的自然法理论所对应的恰恰是传统的社会。“如果说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强调自由、独立的精神，强调自由的自我意识，他把这些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精神，并以之批判封建专制的德国，追求人的解放。当然，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马克思也意识到这种理想中的精神与这种精神落到现实时的差异。比如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国家应该是理性的，但在现实中，国家成为维护林木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工具；个人应该是自由的、理性的，但在现实中却是私利性的、受奴役的。正是思想与现实的差异，推动着马克思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基础，反思现实生活，并形成了一种将资本主义精神激进化的思路，这体现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在这些讨论中，马克思从以资本主义的精神批判封建的德国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精神本身的反思。比如他在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讨论中就指出，鲍威尔所谈的政治解放并不是犹太人的真正的解放，这种解放只不过是将犹太人变成市民社会中的人。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之前关于自由的自我意识的讨论，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实现就是成为市民社会中的人，这种人仍然是以私利性为原则的个体。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反思，不仅是对鲍威尔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早年思想的反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概念的反思，实际上是对理性的反思，而这种理性曾是他评判现实的根据。在这些反思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人的解放。人的解放说到底是要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马克思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以资本主义精神批判封建的德国，而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提出批判。他从德国到巴黎，不仅是一种空间与场地的变换，更是一种思想的转变。正是在巴黎，马克思接触到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批判对象从社会形态上来说指向封建社会，现在则指向资本主义社会。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即以异化逻辑为内核的批判理论、以生产逻辑为内核的批判理论与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批判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以异化劳动为纽带，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异化逻辑，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种批判，这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并通过劳动的对象化表现出来。人的类本质的这一规定性源自费尔巴哈。“人本身，既是‘我’，又是‘你’；他能够将自己假设成别人，这正是因为他不仅把自己的个体性当作对象，而且也把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当作对象。”因此，人是在其类本质中得到规定的，“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人在类本质的规定性上是理性的、自由的、相互关爱的，只有思维着的，才是自由的和独立的。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相比于费尔巴哈，马克思非常强调类本质的实践规定性，即对象化的劳动才能体现人的类本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第二，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劳动不仅造成了人与劳动产品、人与劳动过程、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且带来了人与人的全面异化。在这里，马克思充分吸收了费尔巴哈、黑格尔以及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从劳动出发整合出一条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逻辑。在私有制主导的情况下，对象化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这使人和劳动产品的关系、人与劳动过程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全面的颠倒，本该体现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异化的劳动才能表现出来，人通过劳动反而将自己变得越来越非现实化，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类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对立。这种异化表面看起来发生在工人身上，实际上也发生在非工人身上，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同样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与《莱茵报》时期不同，虽然马克思还在用理性、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但他的批判对象不再是封建制的德国，而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概念更多具有理想性的含义。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两个平行的世界：一是现存的、异化的世界，一是理想的、体现人的类本质的世界，后者是前者的真理，前者是后者的坟墓，它们之间相互参照、相互印证。
第三，共产主义与人的类本质的回归。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摒弃异化的劳动，充分实现对象化的劳动，从而推动社会关系的重构，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回归。马克思强调个体是社会存在物，虽然个体生活只是类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是特殊的个体，但个体的生活是类生活的个体表现，个人是作为类的总体的人的社会存在物，人的生命表现为类存在意义上的总体的生命，同样，只有在社会中，个体的意识才会具有类的意识，才是对象化的、活生生的、体现人的本质的意识。“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而这些只有在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时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成为社会存在物的社会，“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决。
可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整合哲学、古典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形成的一套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体系。人的类本质、劳动、异化、对象化、社会、社会主义等，构成了这一批判话语的概念表达。人的类本质—类本质的异化—类本质的回归，是整合上述概念的理论构架，异化逻辑批判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冲击力。
在1845—1846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架，形成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逻辑与话语体系，即生产逻辑的话语体系。这一批判逻辑与话语体系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将矛盾置于社会存在中的“本体论”位置，这是理论逻辑与话语表达方式的重要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本规定，这是从主体的本质出发的设定，但在新的构架中，马克思从客观存在出发来描述这一存在中的矛盾，即人类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这一社会结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描述为由生产力、交往形式、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建构的总体，由于分工的原因，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之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时，这个社会就会崩溃。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这样一个社会，私人占有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它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从客观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局限，相比于带有道德性的评判，更为冷峻，也更为理性。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及冲突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体现的是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矛盾，这一矛盾如何被主体所觉察并使这一矛盾激进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过程中，由于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必将导致社会人员结构的简单化和两极化，形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只有依附于其中一个阶级时才能表达自己的立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运行的过程从根本上依赖于工人的生产、资本家对工人的压制与剥削，当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烈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也就日益激烈，在这种冲突中，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马克思通过这样的逻辑转换，将社会存在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联系起来，这种主体性既是对社会存在的回应，也是对自身存在的反思。在这个反思中，必然会对所处的历史情境加以反思与批判，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批判过程中，主体才能确证自身存在的状态。
第三，意识形态批判是社会存在批判的继续与完成。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个体的意识是对其生活过程的表现，虽然个体在社会存在中的位置和生活过程不同，这会导致个体意识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生活情境的相似性或相关性，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意识，但从总体上来说，在特定的社会存在中，总会有一种社会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的社会意识都受到这一主导的社会意识的影响，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对此的总称。这种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的意识，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甚至是颠倒性地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阶层的要求，因此对现存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批判中，马克思以社会存在为基础，展现不同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存在及其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中，马克思才能鉴别不同思潮，特别是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底色。正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才能从根本上将自己的理论与当时的各种理论自觉地区别出来。
以生产逻辑为基础，马克思形成了新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理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出发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将资本主义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不同于早期的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在这一新的话语体系中，一些不同于早期以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概念呈现出来，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等等，这些概念通过上述的构架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客观分析为基础的批判话语，这也是过去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构架。
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还存在着第三种逻辑和话语体系，这是在《资本论》及相关手稿中表现出来的、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理论构架和话语表达方式。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将《资本论》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确证与延伸。笔者一直认为，《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著作，更是哲学著作，《资本论》有其自身的哲学逻辑，这一逻辑并不能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来做简单描述，更不能将之看作是这一框架的应用与说明。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展现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批判理论，那么《资本论》及相关手稿则建构了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批判理论。
第一，资本逻辑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与发展的源动力。资本的本性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一本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整合与发展的动力。就社会存在的建构来说，正是资本的本性推动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剩余价值的讨论中，马克思指出，为了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改变了社会生产的方式，形成了以协作、分工、机器化生产为一体的现代生产体系，这是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与之相应的就是工厂管理体制的变革，以及工厂内部层级结构的变化。按照韦伯后来的讨论，这一变化带来了新的管理制度，即官僚制，它不仅体现在工厂内部，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管理体系。可以说，这是资本逻辑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在个体层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通过资本家这一载体表现出来，在人的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无限扩张的欲望结构，“经济人”的理性设定，说到底就是建立在这一欲望结构的基础上，讨论资本的本性，我们要从“需要”概念转向“欲望”概念。“经济人”就是市民社会中的理想人，每个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市场获得自己的利益，就是把他人作为手段，即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欲望的手段。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充分市场化，是马克思早年所说的“异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展开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不断的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即结构化的过程。因此，《资本论》并不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推广与应用，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的主导逻辑。
第二，资本逻辑结构化过程中的内在断裂。资本逻辑虽然不断地结构化着当下现实，但这个过程并不是铁板一块。马克思在充分讨论资本通过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实现社会扩张的同时，也揭示了资本逻辑结构化过程中的内在裂缝。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过程的裂缝。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个体生产的规划性与社会总体层面的自由竞争状态，导致生产的商品可能卖不出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一跳”。当商品无法实现交换时，资金不能回笼，资本再生产就会停滞。这个过程在20世纪后有所缓解，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次，就资本的本性来说，剩余价值最大化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资本要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充分地利用科技来改进生产方式，随着不变资本的增大，利润率不断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改变的现实，这一趋势有悖于资本的本性，形成了资本本性中的内在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决定了资本逻辑结构化是一个有着内在冲突与裂缝的过程，这种矛盾与冲突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限度。
第三，资本逻辑结构化使人与物都成为资本的附属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劳动者是资本生产的活工具，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是资本再生产的物质条件。现代哲学中作为主体的人，说到底是资本的附庸，资本才是真正的主体，建构出一个客观的物化社会，即近代以来所认可的自然社会。就表象而言，生产过程、交换过程都以个体的自由意志为基础，但从社会存在的本质来看，自由的主体在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只是载体。
从资本逻辑而来的批判理论有其新的话语表达体系，主要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这三大话语。商品拜物教源自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由于私人劳动只有在产品交换中才能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形式关系，这是商品拜物教的重要规定。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另外在资本循环中，资本的增殖在表面上来看就是货币的自我增殖，从而催生并强化了货币拜物教。货币当然不可能自我增殖，增殖源自资本的生产过程，但由于从表面看来，劳动力的价值已由工资结算，这样资本的增殖就是构成资本的物的增殖，资本作为一种物化存在的表象获得了最高的地位，这就是资本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在拜物教话语中，物、主体、自由、平等这些传统哲学所关注的概念，现在有了不同的解释维度，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逻辑与话语体系。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不同的批判理论，既体现了他在不同时期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思考，也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成为当代批判理论的重要来源。但批判并不是马克思的最后目的，批判是为了重建，这构成了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根本旨归。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哲学家们在不同的社会立场和理论基础上，给出的重建方案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思路：
第一，浪漫主义。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处于其中的人们或者由于经历了两个时代，或者由于在文化上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印象，新社会带来的问题和压力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想回到传统社会那个熟悉的、带有玫瑰色的环境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浪漫主义，其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打上了传统的底色。
这种浪漫主义的思想，在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期就已有表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唐·吉诃德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唐·吉诃德生活的年代，正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他一方面生活在现代社会初期，他所遭遇的人与物，如带有现代气息的宾馆侍从、商队，体现现代特征的风车装置，以及生了锈的铁矛，都意味着现代生活已经开始。但是，作为从传统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主人公，这一新的时代未必真的合乎他的生活理想和价值取向，这才有了他想回到中世纪骑士生活的念头。在这一怀旧的生活中，他的英雄主义以及爱情都在想象中得到了实现，并在这一浪漫主义的情绪中，实现了现代生活的批判与超越。这种超越当然是想象的。对于怀旧的浪漫主义来说，现代社会打破了传统社会那种相对完整的、稳定的生活，让人走向了一个碎片化的、风险激进的生活，现代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曾指出：“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对这个时代来说，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有对总体的信念。”《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就是想在碎片化的时代重新回到传统的那种想象的总体性中。马克思在写作中也常从这样的角度去讨论唐·吉诃德与桑丘，将他们与怀旧的唯美主义联系起来。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绪，在任何一个转型的时期都会出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今天仍然随处可见这样的情绪。这种情绪有时就只是一种情绪，一种伤感，认为传统的生活虽有困苦，但相对简单，人与自然的直接融合，人与人之间有着内在的伦理，这或许是对乡村灭亡发出感叹的重要原因；有时则表现为无所适从，形成对当下生活的抽象否定。
虽然早年马克思的诗歌中有着浪漫主义的内容，但马克思批判以浪漫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马克思从康德、费希特走向黑格尔后，就对浪漫主义开始了批判。他批评法的“历史学派”与德国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批评对林木占有者的浪漫式的看法，认为他们有着诗意的自我。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长足发展，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回归前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从而形成了从唯美主义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对此的批判，可以说成为马克思在1844年之后的一个重要理论主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指出这种诗歌与散文式的社会主义并不能真正地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共产党宣言》将封建的社会主义视为浪漫主义的极端表现，认为对于封建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对现代生活的批评，“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这种社会主义并不是真的面对未来，常常是想回到过去之中去想象未来。在浪漫主义的语调中，又常常伴随着保守主义的话语，就像卡莱尔所表现的那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批判浪漫主义者弥勒的胡说，认为他关于利息的讨论所用的方法，是一切行业中浪漫主义的特征，其内容由日常的偏见构成，是从事物最表面的假象中获得的。
第二，自然主义。这里所讲的自然主义就是对以商品生产与交换普遍化的社会持完全肯定与认同的态度，并加以论证。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社会，相比于这一社会，过去的社会都是人为的社会，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了永恒的、自然的特征。这种论证既体现在对经济生活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对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安排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谈到劳动价值论的形成时指出：从重商主义经重农学派，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体现了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这一经济体系的认同与证明，这种认同在政治与法的领域，得到了更为直接的体现，这也构成了早期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自由主义的论证中，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然社会，这种自然状态才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
将人的劳动作为价值确立下来，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人的贬值。从尊重方面来看，将人的劳动作为价值，而不是将种族、血缘、地位作为价值的来源，这体现了人本身的地位的重要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先天就是平等的，阶级差异和地位差异从根本上来说都不合乎人的本性。这一界定既涉及人的本体论地位，又涉及这一本体论在现实生活中的设定，即人先天就是平等的。但换个视角来看，这种平等是进行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前提，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同样，如果个体不能自由地买卖劳动力、自由地买卖商品，商品生产与交换也就无法全面展开，当近代以来的哲学家宣称人天生是自由平等的时候，只不过是对商品社会的认可与证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到的意识自由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契约关系，说到底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描述。马克思在描述商品交换关系时指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或者说双方达成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进行商品交换。“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部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识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传统的关系在市民社会中消解了，人在新的社会关系中确立了自身的自由而平等的存在状态，这是对商品生产与流通普遍化的市民社会的确证。
但是，如上所言，这种对人的尊重实际上也是对人的贬值。商品的普遍化包含人的商品化，这意味着人与其他商品一样，成了可买卖的东西，人被物化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四个层面的讨论，最为根本的是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这是人与其整个存在的异化，人变成了与自身相对立的外在物，人的肉体与精神都变成了个体生存的手段，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关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人变成了他人的手段，整个社会存在也变成了人的异己存在，这是人的存在的全面堕落。“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一切都是可以买卖的，不仅人的劳动，而且包括人的精神和良心。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指出：交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剩余产品的交换，第二阶段是一切产品的交换，第三阶段是一切东西都成为交换对象，包括人们过去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爱情、信仰、德行、知识与良心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来展示了人的异化存在状态。商品拜物教源自商品的形式，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经历了多重抽象：一是抽象了商品的质，使之成为可以度量的东西；上述抽象的基础又是劳动的抽象，即抽象了劳动的质性规定，使之成为可比较的量的规定性意义上的劳动；当这种意义上的劳动产品普遍交换时，就形成了第三重抽象，即社会关系的抽象，使社会关系变成了一种无质性内容的形式化存在。完成了这些抽象之后，商品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并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品拜物教带来了人的分裂，人拜倒在自己的创造物前，这种创造物是看不见的，但又以可见的具体物作为载体，这使得人更不易发现真相。
在自然主义的思路中，虽然也有对人的存在贬值以及社会关系物化的关注，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更易把这些看成是社会存在中可以调适的道德问题，如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或者以一种更为完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策略或其他方式来校准，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只要理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个社会就会走向一个更合理、更合乎人性的社会。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即使是批评卢梭的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关于“国家”的讨论，仍然显示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信心。
第三，改良的批判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问题，引起了诸多哲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反思与批判。这些批判虽然在理论的直接指向上，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但由于理论前提的局限，他们提出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改良主义，虽然有些激进的批判思想超越了改良的界限，但由于从总体上来说并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仍然可以归于激进的改良主义的框架。
从哲学上来说，黑格尔也可算是批判的改良主义者。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的进步与缺陷，现代市民社会以个体自由的劳动体系以及相应的司法制度为基础，这一方面固然带来了人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却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良性同步发展，所以黑格尔提出要以国家理性来修正市民社会，他的“君主”概念虽然还有实在性的嫌疑，但实际上更像一个权力的象征，这种权力一方面从上而下地调节着市民社会，引导着市民社会走出盲目自由竞争的状态，走向一种带有计划性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引导着个体与共同体的共同发展。在这一思考中，黑格尔对以英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从哲学上进行了批判，与之对应的则是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斯密的批判。这种批判看到了自由主义的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框架则是改良主义的，对资本及其未来的信心支撑着黑格尔的理论。
对现存社会的激进批判体现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中。这种激进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判，如傅立叶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讨论，虽然看到了阶级对立，但由于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主体性，理解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加之拒绝激进的政治行动，特别是革命活动，这就决定了他们一方面力图探索一种社会规律，并以规律来确保未来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迷恋于社会实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体现了无产阶级尚未成熟时的早期理想，启发着无产阶级的觉悟，但当后来者完全陷入社会实验并呼吁富有者进行捐助时，这些改革社会的方案注定成为现存社会的附属品。一是要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彻底实现出来，如平等理念、劳动价值论等。人天生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恰恰是不平等的，将平等进行到底，这成为一些社会主义者如勒鲁等人的理想。对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果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只有劳动者才应得到价值，汤普逊、格雷、布雷等人，把这一原则看作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但在变革社会的具体方案中，他们又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必须有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的资本，因此，要创造价值就必须保持资本，这样所有的变革就只能在分配领域展开。格雷在谈到国民福利的条件时就指出，以下方面是非常必要的：“第一是土地。……第二是劳动。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或者说是购买任何物品都可以用它来支持的原始货币。第三是资本。拥有资本也非常重要，为了获得次日到来以前不应消费的一天食品储备，我们应该拥有储备，即拥有足够维持到次日到来为止的生活的资本。”布雷、汤普逊也有同样的看法。在保留资本的条件下去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与制度，在当时的语境中，从根本上来说同样是对现实的认同。这种态度虽然与自然主义态度有着内在的联系，但相比于自然主义的态度，这种认同是通过不认同，或者说是通过批判的态度表现出来的，从社会思潮的类型来看，将之区别开来，更能看清不同社会思潮的差异和类属。
第四种思路是面向未来的重建，这是马克思的态度。马克思对前面三种不同的态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虽然马克思具有浪漫主义的气质，但对以浪漫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一直持批评的态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封建主义式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批评，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评，指出这种以“爱”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现实问题的幻想性解决。相比于浪漫主义的否定态度，马克思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与自然主义的态度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来自一种先验价值的设定，也不是一种改良式的认同，而是肯定中的批判，批判中的扬弃，在资本主义成果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型的社会，这使得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正是在这样的区分中，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可以描述为面向未来的重建，这个未来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一态度中，马克思根据当时的情境，特别讨论了面向未来社会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为未来社会准备了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是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及普遍交往，这两点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都在逐步实现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没有这样的物质前提，社会生活就难以摆脱贫困状态。商品生产与流通，推动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促进着历史的一体化。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催生了实现社会革命的主体。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在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法性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生长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商品生产天生就具有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内在矛盾，也产生了生产与流通中的矛盾，最后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目的与现实生产制度之间的内在断裂，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无法解决的。上述矛盾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由之成为社会革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正是这两个方面的重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变成了在现实中可行的社会变革的方案。这一方案面向的是自由王国，这是面向未来的当下重建。
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的改良主义是社会转型中最为常见的态度和思潮，其他的各种思潮都不过是上述几种态度的不同表现。马克思对上述不同思想倾向的批判性分析，更能让我们在社会的巨大变迁中保持一种乐观而又可行的思考，这也是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时的一个基本姿态。
当然，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于马克思时代更为复杂。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这一社会转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由于是后发展国家，在每一阶段，不同的问题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层次的褶皱，有时不同阶段之间甚至存在着“断裂”，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批判性思考，为我们分析和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理论的自觉和实践的指引。马克思批判的社会转型思想要求我们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与思想的双重变迁及其相互关联中去把握时代旋律，在面向未来的维度中去洞察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解决方案，这是我们重温马克思社会转型思想的意义所在。